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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父亲和他们 ——写在父亲20周年祭日

hg0088皇冠 2020-7-20 09:46 5953 0

摘要:  7月18日是父亲祭日,岁月倥愡,转眼间父亲去世已整整20年,时间的流逝对父亲的思念没有因为时间的递增而稍减,点点滴滴总是深刻的印痕浮现在眼前,总会勾起我对父亲的深深思念与缅怀。只是遗憾,繁忙的日子,纵是思 ...

          hg0088皇冠网讯 (吴平)7月18日是父亲祭日,岁月倥愡,转眼间父亲去世已整整20年,时间的流逝对父亲的思念没有因为时间的递增而稍减,点点滴滴总是深刻的印痕浮现在眼前,总会勾起我对父亲的深深思念与缅怀。只是遗憾,繁忙的日子,纵是思绪万千,记忆却难以取舍,无从着墨。在20周年祭日之际,把父亲三十年代的故事写出来吧。以时间为脉络,以人物为切入点,通过对不同资料的梳理,认证一些时间点和具体人物情况 ,展现父亲那个年代的经历。

          父亲吴绍文,按族谱世序,取名益新,派名见卓,字子明。1914年1月16日,出生于贵州省天柱县瓮洞镇客寨村,六岁开始在本寨读私塾,天资聪颖,悟性超群,私塾4年,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唐诗宋词。1925年,私塾课程读完后,就近无校求学,家庭经济不宽裕,祖父只好将父亲留在家做帮手,看牛、砍柴等。直到1929年,父亲才进入天柱旧制中学读书。
         追求新思想,负笈武昌北平
          1932年秋,父亲中学毕业,继续升学?当时天柱中学无高中;到外求学?不知投何处。最后征得祖母同意,决定到武汉去找祖父(在汉阳鹦鹉洲当木材围量手)。从老家天柱瓮洞乘船入沅江到洞庭湖再入长江到武汉,来到祖父租住的“武昌长湖堤西街34号”。在那认识了贵州剑河老乡“大江中学”任教的潘光华,经介绍父亲进入大江中学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知补习学校学习,并参加了武昌的新文学研究小组,开展读书会,阅读进步小说,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后又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1933年春,入私立汉口两湖中学读高中,主办《两湖中学校刊》,创作并发表长诗《夜未央》,描绘中国军阀纷争割据下的惨景。6月下旬两湖中学被迫停办,遂转入武昌育杰中学,在此邂逅在武昌新知补习学校时的同学林琳(女,其父在秋收起义牺牲),与她创办《突击》,并在汉口《中学生杂志》发表诗歌、小说、理论文章等。11月下旬,林琳去了北平并给父亲来信和30元路费,要父亲速去北平,说北平是个三不管的地方,环境轻松自由。父亲收到信和钱后,毫不犹豫,立即动身,于12月底到达北平,与林琳会合。林琳介绍一位姓张的新闻记者,具体名字父亲记不清了,他是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父亲在北平期间参加一些活动都是在张记者的领导之下。
          1934年春,父亲进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林琳进入华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系,父亲加入抗日学联组织,投身学生爱国运动,与同学一些组建进步文艺社团“呼声社”,编辑出版进步刊物《呼声》杂志。在校接受抗日救国思想,并参加了当时北京大中学校学生掀起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
         参加“一二.九”,平津南下抗日
          1935年8月,父亲到西城区的笃志女中、北师大附中、志诚中学、镜湖中学、平民中学、民国大学附中、中华中学等学校,秘密散发和张贴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2月,参加了震惊国内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与刘志兰(左权之妻)、王泽久(原国家物资部部长)、浦安修(彭德怀之妻)、张荣藻、雷天奕、安建华同学等,在西城区秘密散发和张贴传单,参加抬棺游行、罢课等。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父亲任弘达学院学生会主席,参加抗日学联和南下宣传团,赴保定参加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大会,成为民先队员。回北平后,弘达学院成立民先队,任南下宣传团第一团第五大队队长,王泽久、刘志兰为副队长,并在保定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 “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传。回京后,负责弘达学院及西城区民先工作。由于父亲的活动频繁显露,受到军警追捕,后急转地下,将西城区的民先工作交由刘志兰负责。
        革命实践考验,加入党组织
         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父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向张记者口头申请(当时形势不便书面申请),1936年春的一天,张记者约父亲到北海公园见面,口头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告诉他:“不久会有人找你举行入党宣誓。”时过不久,一个叫毛治平的人按张告诉的接头暗号来与父亲会面,确定了入党宣誓的时间和地点。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宣誓仪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现名新文化街寿逾百胡同13号)的北房举行,介绍人是毛治平(毛治平在解放初已被判刑劳改,死于劳改农场,这个点上说无法证实),监誓人为北平志诚中学的化学老师甄xx,归中国大学支部领导,党小组长是中国大学的冯珍(建国后也是部级干部)。父亲入党以后,在抗日学联中担任宣传组织工作,具体负责西城区中学部抗日救国运动的动员。
        以抗日救亡为已任,创办《青年文艺》杂志
         1936年11月,父亲与北平的同学李槃(原山西出版社社长)、王泽久和王西彦(原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曹靖华(中国作家)在北平组建了进步文艺社团“青年文艺社”,创办《青年文艺》杂志,身兼社长和总编辑。为16开直排铅印本,每月10日出版,每册正文50多页,共出版了2卷8期,即第1卷1-6期,第2卷7-8期,近50万字。《青年文艺》月刊为全国公开发行,由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武汉、开封、太原、重庆、西安、广州、厦门、安庆、正定、贵阳、镇远等城市的各家知名书局书店发行,贵阳由当地北新书局发行,镇远由该城互济书店发行。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北平沦陷该刊被迫停刊。这是父亲对中国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和抗日文艺做出的宝贵贡献。至今,国家图书馆(原北平图书馆)仍珍藏着他当年一手操办的8期《青年文艺》。那浸透他满腔心血的字里行间,记载着当年他辉煌的创作生涯。父亲先后署名紫沫、吴绍文、杨铣、田莲、鲁尘、同人在《青年文艺》上发表了小说、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社语(社论)等14篇,主要有短篇小说《在塞外》、《旅伴》、《在绥东》、《烙印》、报告文学《庆祝和平统一大会》,论文《文艺的标帜》、《永远埋在活人的心中》等,报告文学《庆祝和平统一大会》,记述了当时北平广大学生反对内战,要求国内和平统一,呼吁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描绘详实,现场感强,是北平当时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真实写照。论文《文艺的标帜》,阐明《青年文艺》坚持“举国一致的统一的抗日战线”,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时拥护赞同郭沫若提出的“炼狱式的爱国主义”的主张,符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永远埋在活人的心中》,沉痛悼念“中国高尔基”鲁迅逝世的深情散文,称赞鲁迅是“能在暴雨狂风中不为暴力所屈服,不与恶环境妥协的一根中流砥柱”,是“勇敢的旗手”,“我们应该把他永息在我们心中!”。
          父亲当时聘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骨干及革命作家曹靖华、王西彦、孙席珍、刘白羽、柳倩、师田手、蹇先艾等为《青年文艺》特约撰稿人,刊发他们的革命文学作品。 
         父亲主编的《青年文艺》月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当时就展现出鲜明的先进文学倾向,似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抗日救亡服务的进步文艺期刊,是中国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史、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史上的弥足珍贵的文艺期刊。
         形势骤然紧张,转碾多地抗日
         1937年春,北平形势骤然紧张,当局军警严密追查,到处追捕地下中共党员。党组织安排父亲转入地下,即通知父亲离开北平,到内蒙(绥东)去做地下工作。父亲将民先工作移交刘志兰并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则转到内蒙古进行抗日活动。父亲与5名热血青年乘火车经丰镇抵达集宁,先后深入平地泉、隆盛庄、玫瑰营等地,这一带是国民党第十三军驻地,伯父吴绍周所在的第八十九师也驻扎在这里。父亲一行踏上这块土地投入眼帘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练兵景象:修工事、挖战壕、架桥梁,工兵队伍龙腾虎跃;练格斗、拼刺杀、赛投弹,步兵战阵杀声震天!到处笼罩着紧张激烈的备战气氛。父亲这次到绥东的时间不长,但接触面较广,近距离地接触了部队官兵,深入地采访了当地百姓,这是一次给他革命宝剑淬火和磨砺犀利笔锋的强力行动。4月回到北平后,他激情难抑,文思喷涌,相继以本名及紫沫、杨铣、田莲、鲁廛、亚铓、见卓等笔名创作“在塞外”“旅伴”“在绥东”“烙印”等篇章,闪耀着那特殊历史印记的熠熠光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一时间,整个北平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组织即委派父亲、刘志兰、李槃、浦安修等人带领500多名学生离开北平赴天津,后又转赴山东烟台、济南,再到河南开封。在开封协助姚雪垠主办《风雨周刊》,组织“华北流亡学生会”。随后,冯珍、张庆熙、王泽久也赶到开封。9月中旬,组织委派父亲去武汉大学,组织“全国流亡学生总会”,冯珍和张庆熙、王泽久三人也接踵而至,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武汉大学党支部。这时由父亲送刘志兰、浦安修到延安抗大,父亲留武汉继续工作。10月中旬,中共湖北地下省委组织部长钱瑛(解放后为中央监察部部长,1964年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曾经到凯里来找父亲,但当时父亲为右派,不让见,将父亲支到榕江去拉果树)将父亲由武汉大学党支部调到中共湖北地下省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工作。11月上旬,钱瑛派父亲去湖北洪湖区调查了解原苏维埃红区的组织情况,父亲先后到过石首、公安、沙市、枝江、松滋、监利、沔阳等县(市),时间8个月。这期间,父亲写出长篇小说《洞庭湖的怒潮》,后改编为五幕话剧《大风歌》,因转战大江南北,脚本遗失。
          1938年6月,父亲奉命由沔阳回到武汉,征尘未掸,7月钱瑛又派他带一个工作组(内有中共党员3人)到湖北咸宁汀泗桥和土地堂一带进行保卫大武汉的宣传组织工作。8月初,父亲被从土地堂调回武汉。
         文艺抗战,110师话剧团 
         1938年8月上旬,中共湖北地下省委组织部即将父亲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办事处处长是李涛,他召见父亲告知准备以文艺团体的形式进入国民党军第13军第110师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因父亲与110师师长吴绍周是兄弟关系,李涛处长要求父亲具体去联系和落实,并对剧团提出3条意见:“一是剧团的人事由我们自己安排;二剧团只是配合作宣传工作;三是剧团成员生活及工作费用由国民党部队负责。”8月中旬,父亲赶到江西高安110师部,与大伯吴绍周沟通意见,吴绍周同意剧团进入110师,并接受这3个条件,于是父亲立即返回武汉向钱瑛和李涛汇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立即着手组建话剧团,决定由父亲牵头,召集丁田、葛英超、邹育才四名共产党员,带领陈曦、田竞存、孙崙、陈海潮、尹卜骅、邹建中、李敬山、许天盈等民先队员共16人,组成一个话剧团(又叫战地服务团),父亲任团长,葛英超任秘书,丁田任党小组的组织委员。9月上旬,一切准备就绪,父亲带领话剧团南下江西,进入110师。在话剧团里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演出进步的话剧、教士兵唱抗日歌曲、办抗日小报、宣传抗日十大纲领、鼓动士气等。父亲和许天盈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父亲男高音很棒,有表演才能,相信演出效果不错。在创作演出之余,父亲见缝插针,找带兵作战的军官如旅长廖运周、参谋长等人进行抗战必胜的理论探讨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加深相互了解,寻求共同语言。
          1939年3月,父亲与丁田、孙崙、田竞存四人被调到中共与国民党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组织关系随之转到湖南衡阳新四军办事处。这时话剧团由葛英超任团长兼党的组织工作,李敬山任副团长。孙器之任组织委员兼秘书。1939年7月底,南岳游击干训班结束,丁田、孙崙田竞存三人仍回110师话剧团。因衡阳挨近贵州黔东,父亲即请假回乡探亲,当假满经湖南、湖北回到河南新野110师驻地时,情况大变,丁田和葛英超因国民党迫害而离开了话剧团,去了延安,父亲又接任话剧团团长兼管党的组织工作。不久,父亲突感风寒,身体欠安,难以坚持工作,便将剧团的组织工作托付给孙器之,自己转移到邓县乡下,找民间草医治病调养。实际父亲并无大病,而是大伯吴绍周给他暗递了信息:当下形势凶险,你可托病避到邓县乡下,以求自保。
          1940年9月,话剧团随110师去湖北当阳、远安一带打日本鬼子, 11月底话剧团随110师返回邓县时,110师突然一反常态,要把话剧团改编为110师政治部领导的政工队。这是国民党限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退到黄河以北,共产党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形势危急!根据这种情况,剧团党组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1)话剧团脱离110师,单独活动;(2)如被迫解散,中共党员全部离开,部分去大后方,部分去伏牛山游击区或延安。根据决定,孙器之去了重庆,父亲和罗希廷、许天盈三人受派往南阳,联系丁田女友王文英,由王介绍去伏牛山游击区或延安。父亲等三人在南阳转了几天没找到王文英,倒把消息泄漏给了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部部长陈尧急派参谋处长彭静秋去南阳抓父亲。幸当时吴绍周的110师师部驻南阳,他闻讯后急派副官叶汝奎(贵州人)带两个助手,把父亲接送到邓县110师留守处黄立三家里(黄是父亲在天柱中学读书时的老师)。罗希廷回了老家石首,许天盈回了老家襄阳。从此,话剧团烟消云散,父亲被逐出110师,隐身邓县民间,做土布生意以暂时维持生活。
          话剧团成员中,丁田建国后任海司军训部副部长、海军军校部部长、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等职,80年代父亲到北京和他见了面,陈曦也找到,在广西贺州八步老干所离休,而至今还在人世的许天盈也是在前年找到的,现在桂林,我哥去见她时,思路仍很清晰,仍然记得清在抗战前线阵地救护伤员和在110师战地服务团的情景。
国共合办,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
1939年4月,父亲与丁田、孙崙、田竞存四人被调到中共与国民党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创办,是基于对抗战初期抗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需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8年在武汉沦陷前,蒋介石于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邀请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 会上,朱德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此,该训练班于1939年2月25日开办于湖南衡山,班址设在南岳衡山南岳圣经学校。训练班主任先由汤恩伯担任,后由蒋介石兼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战,应蒋介石邀请,派出叶剑英、李涛、边章五、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30余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训练班的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训练班每期3个月,在南岳共办了2期,第一期有1046名学员,编为8个队,每队100人,学员主要是全国各战区部队送来的军官,其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毕业,父亲为第一期,第七队,4月上旬开学,7月5日结束,第七队学员主要是青年学生,父亲他们虽然不是军人出生,但受军事专家和蒋介石、周恩来、白崇禧、陈诚、胡愈之等的授课,也受益非浅。南岳游干班是国共两党共同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摇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在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父亲从30年代到90年代,从韶华之年到耄耋之年的一生历程,长达60年的漫长岁月中,所建树的功勋,必将同天地共在,与日月长存。他的一生经历,是我们晚辈的精神财富!

编审:吴永胜
         
作者简介:吴平,苗族,贵州天柱人,三级教授,凯里学院期刊社总编,《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执行主编,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高校学报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期刊优秀主编,全国地方高校期刊玉笔主编。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分别获贵州省第七次和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二等奖,黔东南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等,贵州省社科联调研报告一等奖、国家民委社会科学成果(调研报告类)三等奖,主持国家、省部级、地厅级等课题立项10项。为凯里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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